城市建设离不开人。在建筑行业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农民工，一旦遭遇欠薪问题，对他们便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随着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化转型在建筑施工行业里“遍地开花”，尤其是在推动建筑行业劳务管理模式变革方面，成效斐然。以上海市“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示范工程——上海建工“北蔡105街坊13-03地块商品住宅楼二期工程项目”为例，该项目便是借助数字化手段解决了农民工工资支付领域尚存的一些“症结问题”，其流程做法在集团也得到了普遍推广和落实：即建设单位支付总包单位多少人工费，总包单位将收款台账上传至住建委网站的“人工费支付台账登记”系统；总包单位支付给劳务（专业）分包单位多少人工费、劳务（专业）分包单位收到多少人工费，亦要制作台账上传；最后，劳务（专业）分包单位将农民工工资台账和其有效工资单一并再次上传……这套系统流程的存在，使农民工工资层层下发变得有迹可查，农民工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工资被拖欠。

纵观上海近些年发展，从政府到企业都在运用数字化转型办法维护建筑行业从业者的切身利益，推进解决农民工欠薪难题。不论是出台《关于在本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推行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的通知》（沪建管[2014]612号文），并开展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软件开发和试点，抑或制定本市建筑工程实行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制度，严格执行和推动“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系统在企业内的运用，都让每一位参与城市建设的农民工心里有了踏实感。

数字化转型使管理化被动为主动

以往，一旦发生问题，往往农民工首先找的都是总包单位。所以，对建筑企业来说，用数字化转型方式解决农民工工资发放和欠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记者从上海某建筑企业项目经理徐先生处了解到，一直以来，建筑行业内的资金分拨都是由建设单位（俗称业主）按照工程进度来拨付给施工单位（俗称总包）的。当施工单位收到工程款后，也会按照相应比例拨付给参建分包单位。这就导致总包单位的工程款拨付到这个层级就已经结束，当分包单位收到工程款后，是否第一时间将相应的农民工工资精准足额发放，总包单位往往无法把控。

在这种约定俗成的机制下，分包单位经常会出现漏发、不发或者只发生活费其余年底发等各类情况，一旦这些情况出现，就很容易引发矛盾。纠纷出现时，分包单位往往轻描淡写将责任推给总包，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不明所以直接找总包解决问题。

借助数字化转型，总包单位管理便 “从模糊变清晰”：首先，总包单位对农民工工资设立银行专户，建设单位拨付工程款时，就可以将“工程进度款”和“农民工工资”分开，总包单位同时设立独立的“农民工工资专有账户”；其次，所有参建的分包单位，进场后都必须向总包单位提供农民工的基本登记信息和个人工资账户信息，对于工资的发放，由分包单位劳务员对农民工进行考勤并制作工资单，再交由总包单位审核，由总包单位从专有账户向每位农民工足额发放当月工资。

通过数字化转型，总包单位管理“化被动为主动”：信息往来一目了然，便可将一些预防工作做到前面。数字化管理一方面方便总包单位对分包单位和农民工的把控，另一方面，也杜绝了因分包欠薪将责任推给总包，农民工工最终找错投诉对象的情况发生，即便出现漏发、错发的情况，总包单位也有据可查，在第一时间向劳动者说明，把矛盾降到最低。

解决欠薪难题数字化转型也非百试百灵

在徐先生看来，对建筑施工企业来讲，由于长期积累的行业习惯等，数字化转型在推进建筑工人欠薪问题解决上也并非都是一帆风顺，遇到的难点主要来自两大方面：一是对上，二是对下。

徐先生说：“所谓对上，就是总包单位面对建设单位。”众所周知，在施工项目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进度款是非常重要的存在，但实际项目施工进程中，工程款（包含进度款和农民工工资）往往会出现提前或滞后的情况，一旦建设单位工程款滞后，只要账户里钱不够或没钱，发生无法定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甚至发生欠薪的情况，数字化管理便会让问题症结（业主没有付款），更快地“大白于天下”。

“对下，其实就是面对分包单位。分包单位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专业分包，另一种是劳务分包。”徐先生告诉记者。专业分包的人员配置相对固定，流动性不是特别高，管理也就较为简单，由专业的劳务管理人员对农民工做考勤和工资单，每月工资定时发放，人员有细微变动在考勤和工资单上即可完全反映，因此，专业分包在应对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问题并不突出。“而劳务分包则比较困难了。”徐先生说：“劳务分包的人员高流动性就像是一道高墙，阻隔了稳定形势下的数字化模式。”劳务分包人员流动性极强，农民工今天在这个项目做工，明天就有可能去到其他建设项目，做了几天又去到另外新的项目，这对人员施行数字化实名制录入、开设账户、考勤等相关资料的提交和审核难度，大大增加。

劳务分包实行实名制、数字化考勤、工资发放，其实也是在一个方面动了分包单位的“蛋糕”。此前，“每月发生活费，年底一次性结清”是建筑施工行业内不少劳务分包单位的普遍做法，究其原因，正是因为部分分包单位老板想要相对充足的周转资金多接一些活多赚一些钱，而经年累月“培养”出来的陋习。此外，建筑施工行业劳务农民工中盛行“一村富一个，一个带一村”的说法，由工头带出村的基本都是亲戚或同乡，人工费或工资是由工头个人给带出来的农民工们发，这个人回村后自然也有了威信，跟着他出来的人就越来越多，施工班组人员也更加稳定，这从一个层面也是方便了今后对这些农民工实施数字化管理。可一旦对他们实施数字化管理，这个工头便失去了“发钱”的权利，号召力即刻荡然无存。他带出来的农民工可能会人心涣散，甚至无法号召一支稳定的农民工队伍，又不利于实现数字化转型管理，这也成了一道难以突破的“死循环”。

建筑企业多管齐下找寻数字化转型突破口

为了能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上海建筑企业长期以来，也在传统模式的更迭下，进行多方位的尝试。

徐先生告诉记者，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企业内部正变得更加注重对于分包单位的筛选，对分包队伍的资质审核也空前严格。为促进转型成功，企业都会竭尽所能地选择人员较为稳定的分包队伍进入合格分包商名录。

而在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时，由于数字化转型的迈进，建筑企业会要求将农民工工资单独列项，方便之后数字化管理，这样做约束了建设单位在进度款滞后的情况下，也能优先考虑工人利益。拖欠工程款内农民工工资部分的情况也从源头更好地得到遏制。

对项目部专职劳务人员的配备，也是促进数字化管理的关键一环。建筑公司会要求总包项目部配备一名专职劳务员，要求分包单位必须配备一名专职劳务员，对于人员的实名制录入和农民工工资的发放做专项的台账，做到有账可查，有迹可寻。

转型发展让维权更上一层楼

通过数字化管理与转型，许多建筑企业都在农民工权益维护上逐步建立起良好的“习惯”，也获得了诸多收益。

自2014年下发《关于贯彻实施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推行作业人员实名制管理的通知》（沪建人力[2014]240号）后，上海建工便成立了领导小组、对推行要求等作出了明确规定。经过多年努力，依靠上海市建筑工程作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系统等数字化手段，上海建工现场作业人员实名制登记工作已实现常态化运作。从实名制管理效果来看，上海建工施工现场无使用童工（16周岁）和未成年工（16-18周岁）现象，施工一线原则上不使用超过55周岁农民工；农民工持有本人第二代身份证、相应工种的上岗资格证书或职业能力技能等级工证书，特殊工种操作证须提供网上查验资料、上海市居住证（或信息采集表）、安全培训证和健康证（或者体检证明）；项目备有各分包单位与进场作业农民工签订的个人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及每月工资支付明细表，并在上海市建筑工程作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系统开设项目登记账号，实名制动态登记情况与施工现场实际作业农民工相符。

与此同时，借助数字化等手段，如“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系统，上海建工也建立了严格规章流程保障农民工工资发放。上海建工要求总包单位根据规定，每个工地配置劳务管理员,指导分包开展日常工作，监督分包依法与作业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全员考勤和工资发放。总包汇集用工企业的人工费支付清单和支付凭证，人工费支付台账留存施工现场备查，并汇集建立用工企业工资支付台账。总包单位对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的登记负总责，并开设人工费专用账户用于支付分包企业农民工工资。要求分包单位按规定配置专职劳务员，按总包准入要求建立有关台账，负责制定作业人员考勤台账及工资支付台账。上海建工“北蔡105街坊13-03地块商品住宅楼二期工程项目”成为上海市“人工费支付台账和工资支付台账登记”示范工程，正是受益于这番严格的规章流程。

采访时记者也了解到，随着数字化程度提升等诸多有利因素，上海建工目前所有在沪项目全面实行了农民工基本工资总包代发，从根本上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根据上海建工前两年开展的农民工权益维护状况调查分析显示，在被调查的500名农民工中，86%表示工资能够“按时足额发放”，表示“曾经被拖欠”的占11.8%。甚至有个别包工头在结算了劳务费后，突然销声匿迹，对施工企业造成较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诚然，数字化转型通过实名制管理、严格规范流程和劳动合同等举措得到具体体现，农民工的欠薪问题得到极大改善，仍有极少数“灰色问题”亟待解决。每当遇到此类情况，上海建工也作为总承包单位及时发现、筹措资金，先行垫付农民工工资，确保农民工基本权益不受进一步损害。

用数据实现劳动关系的动态化管理

记者从上海市住建委相关部门了解到，上海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上，还是依靠管住“人”和管住“钱”，达到最终管住“数据”的目的。

实名制登记便是管住“人”的重要抓手，通过上海市建筑工程作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系统，目前已达到项目管理与行政监管相结合的程度。此外，在监管过程中，该数字化系统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质量监管，项目上劳动关系情况检查的标准也是以此前上传至上海市建筑工程作业人员实名制信息系统上的登记数据为依据。数字化转型使得劳动监察可以轻松通过数字平台的登记信息得到印证，有迹可循地进行审核，真正将人管住。

在管住“钱”上，数字化转型后的优势则更为明显。总包单位将工程款中的农民工工资进行了专户管理，农民工也被要求办理银行卡，所有的工资、人工费均发到该银行卡中，钱从哪里来，有多少，最终到哪里去，就变得轻松可查了。银行也成了“监管”的一环，一旦农民工工资专户中没有按时下发工资，银行可以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住建委的相关部门。

“管住人、管住钱，实际上是管住了数据。”住建委相关部门表示。数字化转型助推农民工工资支付问题的解决，其实更是管理模式上的转变，利用技术赋能，在源头抓住“数据”，让监管变得更轻松更有效。长期以来，静态的合同化管理和动态的劳动关系之间的根本性矛盾依旧存在，劳动行政管理向数字化转型以后，也真正实现了劳动关系的动态化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最大价值正体现于此。